经济增长最根本驱动力——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读《经济动能的转换：从规模经济到创新驱动》

知名经济学家盘和林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新著《经济动能的转换：从规模经济到创新驱动》一书，以其宏阔的历史视野和严谨的制度分析，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分析框架。全书的核心叙事，超越了简单的产业升级或技术追赶，而将焦点对准了经济增长最根本的驱动力——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书中反复论证并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逻辑链条可以概括为：产权界定是激励的基石，制度绑定是活力的引擎，而改革的核心在于赋权而非替代。这三大命题——“产权是最好的激励，稳定的预期能唤醒沉睡的积极性”、“制度一旦把努力和结果绑定，人的能动性就会被激发”、“改革不是替你跑，而是给你跑得更快的权利和舞台”——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经济动能转换逻辑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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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起点：产权激励

本书开篇即将产权改革置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起点。作者并非泛泛而谈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而是精准地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最深刻、最基础的变化，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认并保护个体与私营经济）重新界定并保护了微观主体的产权。这一论断直接回应了“产权是最好的激励”这一命题。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对土地和生产成果缺乏排他性的权利，“多劳”未必“多得”，其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抑制。承包制的推行，实质上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一定程度的处置权清晰地界定给农户。这一产权结构的微调，产生了革命性的激励效果：农民获得了对自己努力成果的稳定预期。他们知道，多投入一分劳动、多进行一分精耕细作，增加的产出大部分将归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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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稳定的预期”，瞬间唤醒了“沉睡的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爆炸式增长。这不仅仅是物质产出的飞跃，更是亿万劳动者从被动执行者向积极决策者和责任承担者的身份转变。

书中进一步将这一逻辑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在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对企业资产和经营收益的产权保护，激励了企业家进行投资、承担风险、开拓市场。在创新领域，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则是激励研发投入、鼓励“从0到1”突破的根本制度前提。如果创新成果可以被轻易模仿、侵占而无法获得市场回报，理性的经济主体必然会将资源从高风险的创新活动转向低风险的套利或寻租。

因此，作者强调，从传统物质产权到现代知识产权的延伸保护，是经济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制度基石。没有这块基石，任何关于创新的呼吁都如同空中楼阁。

将个人能动性导入增长轨道

如果说产权解决了“为谁而干”的激励问题，那么“制度一旦把努力和结果绑定”则解决了“如何干得更好”的导向问题。本书精辟地分析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正是一套复杂而有效的制度体系，成功地将亿万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引导并汇聚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宏大进程之中。

这种“绑定”体现在多个层面。在微观层面，是“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制度在企业内部的建立。在宏观层面，则是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这一独特制度的安排。

盘和林在书中剖析，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权和经济管理权，同时以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为主要考核指标。这相当于将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资源与本地经济发展绩效“绑定”在一起。地方政府为了在“锦标赛”中胜出，有极强的动力去改善基础设施、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扶持本地企业。于是，无数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动性被激发出来，成为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他们的努力、创新（如“地方试验”）和竞争，直接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

然而，《经济动能的转换》书中也冷静地指出，任何制度绑定都有其历史阶段性和可能异化的风险。当早期以GDP为核心、依赖土地和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逼近极限时，原有的“绑定”机制可能催生扭曲：如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债务累积和环境破坏。这正是“旧动能”难以为继的制度性原因。因此，动能转换在制度层面的核心任务，就是重塑“绑定”的标尺。从绑定于“规模和速度”，转向绑定于“质量和创新”；从绑定于“短期有形产出”，天元证券，天元证券配资，香港天元证券公司转向绑定于“长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意味着考核体系、财税制度、金融资源配置规则都需要进行深刻调整，将个人、企业、地方政府的努力，重新引导到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民生改善等新的价值创造轨道上来。

经济动能转换，“赋权”逻辑更为关键

改革不是替你跑，而是给你跑得更快的权利和舞台，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本书所推崇的改革哲学。它区分了两种政府或制度角色：一种是“替代者”或“主导者”，试图替代市场和个人做出最优选择，规划所有经济细节；另一种是“赋能者”或“平台搭建者”，其核心职能在于扩展经济主体的选择集，保护其选择的权利，并维护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赛场。

《经济动能的转换》以大量例证说明了成功的改革如何遵循“赋权”逻辑。农村改革不是命令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而是赋予他们自主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价格双轨制并最终走向市场定价，不是政府计算出所有商品的“合理价格”，而是赋予买卖双方议价交易的自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是政府亲自创办无数企业，而是通过法律和政策，赋予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平等参与竞争的权利。这些改革的核心，是收缩政府的直接干预范围，同时强化其在产权保护、契约执行、维护公平竞争等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能力。政府不再是赛跑中的运动员，而是比赛规则的制定者、裁判员和跑道设施的维护者。

在当前动能转换的语境下，这一“赋权”逻辑更为关键。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任何中央计划者都无法预知哪个技术路线会成功，哪种商业模式会被市场接受。因此，政府无法、也不应“替”企业去创新。正确的角色是：搭建鼓励创新的制度舞台。这包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让创新者敢于投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为高风险创新提供“耐心资本”；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壁垒，确保新进入者能与既有巨头公平竞争；增加基础研究和教育投入，为创新提供知识源泉和人才储备；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为新业态新模式留出试错空间。

中国经济故事，是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故事

《经济动能的转换》一书雄辩地证明，中国经济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持续的制度变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解放和激发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故事。从产权的清晰界定到稳定预期的建立，从将个人努力与宏观增长绩效有效绑定的激励机制，到通过持续改革为所有经济主体扩展选择权和发展舞台，这条主线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发展奇迹的制度内核。

面对动能转换的时代命题，本书的启示在于：新旧动能的转换，最深层次的挑战并非技术或资本，而在于制度体系的适应性变革。新的动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更清晰、更稳定的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以激励长期的、不确定的研发投入；需要更精准、更包容的“绑定”机制，将社会努力导向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更需要一场深刻的“政府自我革命”，从“替代选择”转向“赋能选择”，成为创新生态的培育者而非主导者。

归根结底，经济动能的转换，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调整以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其成功与否，最终将检验我们能否构建起一个“努力必有回报、创新赢得尊重、选择日趋多元”的制度环境，从而让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活力充分涌流，让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迸发。这正是《经济动能的转换》一书留给我们的最核心思考与最宝贵启示。（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