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徐光启引进西班牙方阵成功，明朝还会被游猎民族灭亡吗

在哈萨克草原上策马奔驰委比委差，风驰电掣的感觉可以让人理解游牧民族的世界观；在暴风雪中艰难前行，才能体会到古人翻越雪山的勇气。“这些经历都让我对历史上的人物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侯杨方说。

长期的实地考察，不仅拓宽了侯杨方在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视野，也增加了他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在新书《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中，他对崇祯皇帝的评价是“一个被推到历史风口浪尖的普通人，一个在结构性危机面前无能为力的统治者”，“现代人穿越到他的位置，绝大多数人不会比他表现得更好”。

在中亚考察时，侯杨方接触到大量东西方文明交融后产生的技术，这促使他形成自己的“技术地理学”研究视角，相比之下，仅靠文献考证和史料爬梳的传统史学缺乏跨学科视角，有很大的局限。

中亚古城片治肯特遗址受访者供图

研究明亡清兴历史时，“技术控”侯杨方尤其关注当时第三方留下的史料，包括朝鲜王朝的秘密情报记录、西方传教士的书信和记载，他从中看到珍稀的细节，说明技术更新对历史改变的影响。

侯杨方也走过唐朝高仙芝远征怛罗斯时的行军线路，还实地考察了他战败后的撤退路线。千百年来，骑兵都是中亚战场上的重要作战力量，1618年努尔哈赤率领满洲铁骑正式与明朝开战时，依靠的也是在东北亚恶劣环境下锻炼出来的精锐骑兵力量。侯杨方的观点是：明朝亡于军事力量的差距。

“一个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的文明，无论曾经多么辉煌，都难逃衰落的命运；而一个充满活力、善于学习的新兴力量，即使起点较低，也终将后来居上。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明清之际，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重大转折。”侯杨方总结说。

玉门关外第一烽受访者供图

实地考察增加了同情同理心

第一财经：十多年来，你在国内外的行走和考察经历，对做明亡清兴的历史研究有哪些影响？

侯杨方：我做实地考察时会处置各种突发事件。一次实地考察要成功，整个链条都不能出问题——车胎漏气了，找不到路了，没饭吃了，都是要命的，必须事先做好全面规划，否则在无人区一定会出大问题。

出去考察过的人也都知道，维持一个车队的队列都是很难的，如果指挥不专业，车队还没出市区，就已经散掉了。实地考察面临的变数也很多，多数时候没有规则或者规律可言，不断挑战个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比如前面路面塌方了，某个国家的边境突然管控了，还有怎么处理和司机、边防军的关系。

这些经历都让我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不以轻佻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和战场上的一切——做军事决策是要对后果负责的，失败了就死。这也是我喜欢看《汉书》胜过《史记》的原因。班固远征过漠北，他的历史观和受过宫刑的司马迁自然不一样。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会有点不以为然，他同情李广——现在还有很多人受司马迁影响。其实李广自杀一点都不冤枉，他没能及时到达战场，客观上害了及时到达的前线战友。

第一财经：你在中亚考察时，曾经走过高仙芝远征怛罗斯的路，《明亡清兴》中也很关注各种行军，这也是因为实地考察后会更感同身受吗？

侯杨方：没错。高仙芝的行军和明末行军是一样的，都没有机械辅助，没有硬化路面，全靠步行、牵着马走或者骑马。我在《明亡清兴》里专门写过山海关大战，满洲人向北京的行军。朝鲜世子留下的记录说，几万匹马在辽西走廊的土路上奔跑，尘土飞扬，大家满面是灰，对面不相识，这些历史细节至今在我们的影视剧中很少被准确反映过，影视剧里的军队基本都是形象光鲜的。

第一财经：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有很多观点，有的说亡于财政，有的说亡于党争，有的说亡于万历皇帝，还有的说亡于“小冰期”导致的干旱。你的观点则聚焦于军事角度。

侯杨方：明朝灭亡最根本的原因，一句话就是军事不行，打不过满洲人。其他都是间接因素，比如“小冰期”的影响，这种解释存在明显漏洞——当时欧亚大陆都处于小冰期，为什么只有明朝灭亡？这说明各国政治体系的适应能力与应对策略才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小冰期”又可能是火山喷发的结果，那么是不是火山喷发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这种无限外推责任与原因的逻辑不是很荒谬吗？

万历二十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万历皇帝派出明朝最精锐的军队和最优秀的将领去援朝抗日，将领李成梁的儿子曾与朝鲜国王在平壤有过一次秘密谈话，这段对话仅见于朝鲜史料，里面有一个鲜为人知却非常有价值的历史细节：李如海告诉朝鲜国王，“倭子三十，不能当鞑子一人”。“万历朝鲜之役”长达八年，双方互有胜负，这一评价也侧面反映出明军战斗力的薄弱。

女真士兵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他们生活的长白山地区是原始森林，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女真孩童从小就要学习骑马、射箭和野外生存技能，相当于从小就接受了最为严格的实战训练，他们不仅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由于打猎需要集体协作，还养成高度的服从性和组织性，天然就是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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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中的明朝灭亡

第一财经：你还把明朝灭亡放到全球史的角度来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虑？

侯杨方：明朝的时候和西方已经联系很密切了，当时很多游猎民族已经被农耕文明或是工业文明打败了，为什么明朝是唯一一个被最后一拨游猎民族灭亡的定居帝国呢？这证明明朝确实落后了。但是不对比，在封闭的系统里，就会认为自己是最先进的。

第一财经：在你看来，明朝的国力和同时期欧亚大陆上别的先进国家相比是什么水平？

侯杨方：努尔哈赤起兵的161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最后法国取代使用西班牙方阵的哈布斯堡王朝，变成欧洲第一强权。当时法国很厉害，英法百年战争后期，法国就是板甲重骑兵配合火炮，战胜了英国长弓手。但是1525年，西班牙人在帕维拉用西班牙方阵击败了法国的板甲重骑兵，俘获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西班牙继海上霸主之后又成为了欧陆霸主。

西班牙方阵包括密集的长矛方阵、重型火绳枪和小口径的野战炮，外加机动性强的盾剑兵。帕维拉战役标志着欧洲战术出现重大革新，冷热兵器混编的步兵方阵，可以击败板甲重骑兵。

到了“三十年战争”，法国骑兵厉害到什么地步？第一，战马远远优于亚洲；第二，法国骑兵是全身板甲，由几大块带有弧度的薄薄金属片组成，不同于中国那种传统的鳞甲或扎甲，板甲质量更轻，防护效果更好；第三，法国人改良了野战炮，离西班牙方阵远远的，就可以用轻型野战火炮把阵形打乱。

明亡清兴的时候，满洲人的骑兵虽然很厉害，但是他们到欧洲战场的话，防护力不及欧洲板甲重骑兵，战马也不如法国优良，根本不可能是西班牙方阵的对手，一作战就会被击溃。

后来顺治九年，清军和俄军第一次交手时，清军依然用老战术，当时俄国也只是欧洲文明边缘的国家，但是俄国吸收了先进武器和军事战术，结果156名哥萨克骑兵就打败了有1500多人的清军。

从这个角度来讲，明朝末年军事力量已经落后欧洲两三百年，科技也落后了，始终没造出来板甲，因为没有水压机，冶金技术也不行，也没有发明新型的火枪、火炮——一个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一定是首先用在军事上的。

这就更证明，天元证券，天元证券配资，香港天元证券公司徐光启当时引进西班牙方阵的建议是唯一正确的路径，他才是真正的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徐光启提出的计划，是雇用一支由葡萄牙士兵等组成的雇佣军队伍，让他们训练明军以掌握西式作战方法，同时帮助明朝铸造更先进的大炮和火枪，总花费五万三千两白银，与明朝每年约两千万两的军费“三饷”相比，是相当小的投入。

但是徐光启的建议遭到激烈反对，进而上升到意识形态：怎么能以夷人为师？还有广东籍官员质疑，徐光启引入葡萄牙人是为了传播天主教，结果崇祯皇帝顶不住压力，下令让已经走到南昌的葡萄牙人解散返回澳门。

明清战争长达40多年，皇太极始终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明朝其实有改革时间。如果引进西方先进火器技术和战术体系，历史是否会改写？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值得深思。

第一财经：后来清朝在同治年间搞洋务运动，不向洋人学习的势力也很顽固，换句话说，征服者也接受了“华夷之辩”这套意识形态。

侯杨方：这个一点都不奇怪，皇太极早就看透了，满洲人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进了北京城还能打猎吗？皇太极吸取金朝灭国的教训，觉得占领沈阳、辽阳，部落从长白山原始森林迁移到辽河平原，有粮食吃就可以了，也不影响去山林打猎训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皇太极觉得满洲人少，为什么要统治人数多几百倍的汉人，还是烂摊子的“负资产”？皇太极不认识汉字，不受汉人大一统观念影响，他自始至终也对大一统没什么兴趣。

所以，人的观念都是后天塑造出来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不读四书五经，他们是猎人，讲究实际与随机应变，从最本质的常识、最朴素的人生经验出发。但是，多尔衮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目的坚持入关，满洲人住进北京城后，半真半假汉化，也开始讲究“夷夏大防”。

咸丰皇帝在位时，洋人坚持要在北京建公使馆长驻，咸丰皇帝坚决不答应，结果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他逃到承德避暑山庄，最后死在那里，又变成200多年前的崇祯皇帝了。他是皇太极的直系后裔，显然是入关后观念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明朝人”，可见历史有时在退步。

“以史为鉴”的过度反应

第一财经：说到这里，我想起你在《明亡清兴》里讲，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政治决策中有重要影响，但对历史的过度反应可能导致矫枉过正，使决策者陷入另一种极端。

侯杨方：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接近尾声，尽管皇太极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他还是坚持和谈。满洲人虽然战斗力很强，其实他们也不想打仗，打仗的目的是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明朝只要答应割让辽沈，就不再攻打明朝。

明朝动不动以宋朝为例，反感宋朝议和，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以史为鉴”的传统。但是，他们没有理性分析宋朝生存策略的合理性：北宋和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保持了百余年稳定；宋朝与金朝的绍兴和议也是有成果的，保持了南宋统治。金兵攻陷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室大部分成员，赵构作为唯一幸免的皇子选择了逃亡，甚至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为了生存，还向金朝皇帝称臣，但是南宋后来也创造了经济文化繁荣。同时期的朝鲜，也选择投降臣服，保全了朝鲜李氏王朝三百年。

相比之下，明朝面对满洲入侵时，过分强调“面子”和“气节”，不惜以政权存亡为代价，拒绝务实的外交。这种“面子政治”后来清朝也有，是近几百年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统治者宁可承受实际损失，也不愿表面显得软弱或妥协，结果让众多的平民因此失去生命，因为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就建立在“面子”上。

第一财经：你在《明亡清兴》里用了朝鲜世子和外国传教士的很多记载，这些史料其实之前写《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时也出现了一部分，这次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新史料、新解读？

侯杨方：中国传统史料是文人叙事，总是侧重道德、人性、制度等，不关心也没有能力从技术、物理等角度分析问题，比如清兵每天走多少里、怎么排兵布阵、怎么选择战场，等等。传教士和朝鲜人不一样，他们是从情报角度记载的，讲究技术性，记载里有很多明朝和清朝史料中缺失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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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耶稣会传教士在四川被张献忠俘虏后，用拉丁文写下自己的经历和见闻，里面有张献忠突然又戏剧的覆灭细节。当时哨兵汇报说，在营前高山上发现满洲兵，张献忠不相信，他认为满洲兵哪里可能从汉中到西充，三百里一天一夜急行军就到了？他还是对付明朝军队的思维，满洲军队的行军速度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所以张献忠不把哨兵的信息当回事，不仅差点把哨兵杀了，还不穿盔甲就去小山岗查看，结果没看到敌人在哪里，就被一支箭射死了。这说明，张献忠完全对清军箭的射程和准确度没有任何概念——因为明朝军队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糊里糊涂死后，大西军迅速崩溃。

朝鲜世子记载的山海关大战里有一个最关键的细节，也是所有中国史料中没有的。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军队激战时，一直观战的清军在多尔衮的指挥下上场了，半小时内战斗就结束了。多尔衮还邀请世子一同前往观战，说明他掌控战机的能力是多么强。

朝鲜人的记录中，最震撼的是写紫禁城被李自成烧得只剩武英殿后，以前栖息在几千间房屋里的燕子也失去家园：“烧屋之燕，差池上下，蔽天而飞。”这些细节也是后世难以虚构的，非常珍贵，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场景，直击人心。